中国历史典籍和文献中，保存着大量的家书，《付男轸家书》是其中一封不太为人所知的，但它当年曾得到过洪武帝朱元璋的褒奖，一时名闻朝野。

　　还得从洪武三年（公元1370年）说起，浙江省德清县的王轸中了举人后，受诏任平凉府崇信县知县。十月初，王轸与父亲王升在南浔道别后，经镇江、高邮、宁陵、郑州至崇信赴任，途中以四封书信报平安。洪武四年三月，王升感念其儿年少，恐做出误国误民的事，于是修书一封，托正在浙右巡检的御史台管勾宇文桂转交王轸。

　　谁知恰在此时，宇文桂因涉嫌犯法被讯问审查，其所藏百余封书信俱被没收。

　　朱元璋非常重视宇文桂的案件，亲自审阅了这些书信。他发现这些书信多为阿谀奉承之语，“或是或非，皆欲祸人”，中间亦有私自请托买官的。盛怒之时，忽然发现了这封与众不同的家书，顿觉得一阵清风拂面，阅后大为赞叹：“子之贤否虽未可知，然薄俗中有善于为人父者如此，谁能出其右哉？”由是“令中书遣人赍朕诏谕往诣其家，赐白金百两，附子五枚，川椒五斤，绢十疋，以旌其贤。”

　　能得到朱元璋如此之肯定，不仅赐钱帛免役免差，还御笔钦书“旌善”匾额悬其王家之门第，那么这封家书中到底写了些什么？

　　家书可分四层意思，第一层是父亲王升对王轸挂念：“岁终可至任所，不知果然乎？”第二层是王升述说了自己的近况及盼子女在身边侍奉的愿望：“若宛转仕途，则相见无日矣。”

　　第三层是核心。在这一层里，王升对王轸的谆谆告诫，着重强调三点。一是做官要廉洁奉公：“凡事须清心洁己，以廉自守。食贫处俭，儒者之常，慎勿以富贵为念。”二是要修身报国：“治民以仁慈为心，报国以忠勤为本。处己当以谦敬，学业更须勉力。暇日即以性理之书及群经玩索，自然所思无邪。”三是要知法守法：“须熟读新律，自然守法不惑。”

　　好的教育必然催生好的成效。王轸后来确实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，任职期间，清正廉洁、政绩突出，后提升为刑部员外郎。

　　第四层写的是一件小事，但也颇有意味，王升嘱咐王轸购买些土特产：以后如果俸禄有余，便买二枚附子、一二斤川椒寄回来，但不要忘了纳税。至于其他东西，家中一概不缺，无需费心惦记。唯恐王轸年轻，外出任职时经不住诱惑，即使是让王轸捎带点地方特产回来也特别交待“起税而来”，用心良苦也。

　　一封家书，六百余字，但每一个字都流淌着一位父亲对任职在外儿子的牵挂、思念与教诲，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位父亲那份源自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。（盛荣良）